【铭记历史 缅怀先烈】“握着文化的火炬反抗侵略”——湖南文化抗战对唤醒民族自觉的深刻启示

长沙临时大学旧址。(资料照片)

谢承新 王小平 朱习文 罗付金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伟大的中国人民抗日战争，使中华民族的觉醒和团结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民族觉醒往往从文化觉醒开始，而民族团结更离不开文化的凝聚。湖南作为全国文化抗战的传播和辐射中心之一，以“握着文化的火炬反抗侵略”的怒吼与呐喊，以文化名人云集湘江、文化团体阵营强大、抗战教育声名远播、文艺创作精彩纷呈、救亡宣传深入人心的文化抗战实践，展现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不畏强暴、敢于压倒一切敌人而不被敌人所压倒的英雄气概，为中华民族复兴凝聚了强大精神力量。在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之际，我们以“历史是过去传到未来的回声”的坚定自信，触摸湖南文化抗战的精神脉搏，感触其激荡雄风、自强崛起的血性基因和强大力量，从中探寻文化抗战对唤醒民族自觉的深刻启示。

启示之一：

“忧危启人智，厄穷见人杰”

——湖南文化抗战，彰显了中华民族空前觉醒焕发出来的凝聚力

20世纪30年代，日本侵华战争爆发，中华民族到了生死存亡的危急时刻。而此时的中国不仅经济上十分落后，政治上也不统一，当政的国民党政府内部四分五裂，各派军阀之间纷争不断，民众处于一盘散沙状态。

这一看似实力悬殊的战争，最终却以中国的胜利和日本的失败而告终。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中国人民取得近百年来反抗外敌入侵第一次完全的胜利，洗雪了鸦片战争以来的民族耻辱，改变了近百年来中华民族屡战屡败的历史，使中华民族重新找回了民族的自尊与自信。

是什么样的伟力让曾经“一盘散沙”的中华民族凝聚一心?靠什么样的精神支撑使中华民族在无比艰难的情况下进行全面抗战和持久抗战?

回顾历史，我们清晰地看到，这种伟力离不开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文化抗战的蓬勃兴起以及其唤醒的民族意识的空前自觉，离不开全民族优秀儿女对中华民族文化认同和心理依归汇聚起的磅礴力量。

1937年10月，由共产党人建立的湖南文化界抗敌后援会，动员爱国的文化人团结起来充当民众抗日的“先锋队”，高呼对日抗战到底，并发表宣言指出：日帝的企图“在消灭我国家，奴役我民族，斩绝我历史文化”。在此危局下，首先要求文化人团结起来，担负起文化抗战的三项任务：一是将抗战文化扩大到全体民众中去，“加强其斗争的民族意识”“消灭一切汉奸理论和汉奸思想”“以文化的力量同日本帝国主义者作战”;二是发展“斗争的创造的民主的大众的”“民族的”新文化;三是将刚毅创新的“湖南精神”，发展为现代的“民族精神”，为湖南“即将成为一个新的文化中心”，担负起“披荆斩棘”的“前锋任务”。“文抗会”成员通过报纸和讲演，宣传“只有全民抗战，开放群众运动才是对付日寇的唯一办法”。同年12月，八路军驻湘代表徐特立在《抗日十大纲领》演讲中，号召一切爱国的文化人“写文章提高人民对于政治的了解，并鼓励全国人民坚决抗日”“讲演抗日的方法和日本灭亡中国的野心，报告抗战胜利的消息及战胜的理由”“演打倒日本的戏剧”“唱救国的歌曲”“画日本侵略中国的漫画”“训练人民抗日军事知识”等等，来发动民众抗日。1938年1月26日，湖南“文抗会”特刊发表了翦伯赞的《当前抗战文化的任务》，强调文化人必须“以文化去提高一般民众的政治水准，启发其民族意识”“加强其战斗精神并教育其战斗技能”，尤其要深入农村，把农民发动起来;要注意“打击投降主义者一切动摇的理论”，还要“从民众方面去受教育”，要捐弃一切个人成见和分歧团结起来，才能担负起文化抗战的重任。这些文化抗战主张在《观察日报》《抗战日报》等报刊上一再传播，有力指导了湖南乃至全国文化抗战运动的发展。

“忧危启人智，厄穷见人杰!”湖南文化抗战的一声声怒吼，传遍三湘大地，逐渐辐射全国各地，澎湃起每一个中国人的家仇国恨，唤醒起全民族的危机意识和使命意识，达到空前的团结一致。无数中华儿女“誓死不当亡国奴”的呐喊和斗争，“掀起民族自救的巨浪”，万众一心、同仇敌忾，奏响了一曲气壮山河的抗击日本侵略者的英雄凯歌，汇成陷日本帝国主义于灭顶之灾的汪洋大海。1937年9月19日《大公报》载文说：“今天南北战场上，是争着死，抢着死，因为大家有绝对的信仰，知道牺牲自己，是换取中华民族子子孙孙万代的独立自由，并且确有把握，一定达到。”对于全民族团结御侮的凝聚力，美国总统特使卡尔逊在给总统信中也赞叹道：“我简直难以相信，中国人民在这样危急的时刻是那样齐心协力。就我在中国将近十年的观察，我从未见过中国人像今天这样团结，为共同的事业奋斗。”

启示之二：

“独有英雄驱虎豹，更无豪杰怕熊罴”

——湖南文化抗战，在最黑暗、最危险的时刻激荡起民族抗争的血性与豪情

日本帝国主义的野蛮侵略，屠杀了无数国人的生命，摧毁了中华民族的家园，却永远无法撼动中华民族的精神支柱。在抗日战争的不同阶段，文化抗战在忠实履行着反映现实、鼓舞民心、激励军心的特殊职责中，以一大批高质量的文化成果，极大推进了中华民族意识的觉醒，为夺取抗日战争全面胜利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动力与支撑。

在艰难困厄的环境下，大批知识分子主动或被迫走出了象牙塔、亭子间，或者投笔从戎、奔赴战场，“执干戈以卫社稷”;或者卷入逃亡流浪的人群之中，从事国民教育事业，以唤起更广大民众的自觉。这支文化大军的主力，已经无暇享受闲情逸致，而是时刻关注中华民族之命运，并为之呐喊。

“以文化之力使军民打成一片”，以“取得抗战的最后胜利，争取民族之春的到来”。田汉曾说，中国自有戏剧以来，没有对国家、民族起过像抗战时期这样的伟大的显著的作用的。在抗日烽火中，切身感悟国破家亡苦痛的湖南及外地来湘的文化精英，怀着满腔悲愤创造了一大批歌颂英雄人物和英雄业绩、彰显中华儿女奋起救亡、敢战敢胜、血性忠勇的文艺作品，有力地弘扬了民族精神，鼓舞了战斗士气。“从你深情的眼眸凝望中，我听到你铮铮铁骨发出的黎明通知，我终于悟出：你为什么要亲聆隆隆的枪炮声，是因为你必须拿起笔，与战士一同瞄向敌人!”——艾青作诗近20首，《火把》在国统区反响十分强烈，“用诗句吹响了抗日的冲锋号”。茅盾的《埋伏》、田汉的《烽火遍黄花》和《祖国的血》、王鲁彦的《炮火下的孩子》、周立波的《三至长沙》、董每戡的《敌》等，也在讴歌抗日军民业绩、展现人民苦难、揭露日军残暴、唤起抗战意识等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尤以张天翼讽刺国民党文化专制官僚的《华威先生》，吴祖光描写抗日义勇军英勇杀敌殉国的《凤凰城》，在全国乃至港澳、日本、东南亚都引起强烈反响，点燃了无数人的民族自豪感和救亡使命感。在以湖南为突出代表的文化抗战运动感召下，全体中华儿女凝聚起了团结一心、共御外敌的坚定意志，冲破重重屏障，汇聚成一股势不可挡的文化洪流。

“独有英雄驱虎豹，更无豪杰怕熊罴”。全面抗战爆发后，面对日本侵略者的疯狂进攻，人们更加深刻地意识到，一个弱国抵抗强国的侵略，想要彻底打击武器兵力占优势的敌人，必须更加充分地发挥文艺这一激励人民、发动大众的有力武器。在湖湘大地，在中国共产党的大力倡导下，各类抗战文艺团体集聚在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抗战文化旗帜下，不同类型的工作队、宣传队、漫画队和剧团，一队复一队地走向兵营、战壕、原野，使这些地方成了激励战斗意志的一线课堂，抗战话剧、抗战电影、救亡歌曲成为武装民众日常生活的一部分。长沙自1937年7月19日上演话剧《抗日救国》拉开救亡剧序幕起，相继演出了《新雁门关》《卢沟晓月》《南苑惊魂》《黄埔风云》以及《八百壮士》《抗敌救国》《放下你的鞭子》《岳飞》《木兰从军》等戏，演至“暴日兽行时”，台下观众“泣不成声”。在攸县举行的“游艺募捐义演大会”上，会场挂了一副对联：“国难当头，听诸君歌以当哭，也应激发忠良，出钱出力;强寇压境，赖将士奋不顾身，者番举行慰劳，赠伞赠鞋。”充分表达了广大民众爱国救国的赤忱之心。整个三湘大地，为慰劳将士，为前方募捐，多种大型演出连绵不断，使抗敌演剧运动发展至高峰，对于激发民众爱国心、动员民众参军参战、支援前线起了巨大鼓动作用。此外，还有周恩来、叶剑英、沈钧儒、茅盾、徐特立、郭沫若等领导和名人到影院、电台讲演，会场人山人海、水泄不通，对团结抗战局面的形成有着重要作用。由三湘大地放眼华夏神州，在战火中，在国统区，在沦陷区，在敌后抗日根据地，到处都掀起了文化抗战的狂飙怒潮，激荡着全民抗日的呐喊与怒吼;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鏖战华北开展敌后游击战争、新四军挺进华中转战大江南北、八路军南下支队转战湖南、东北抗日联军奋战白山黑水等抗战第一线，到处回荡着英勇杀敌的血性与豪情。

只有在文化上觉醒的大众才是更有力量的大众。文化教育落后是中华民族在近代以来落后挨打的深刻根源之一。在那战火纷飞的年代，中国共产党人为了造就更多的抗战人才和民众，大力发展教育事业。早在1937年5月，毛泽东就指出，中共急需“许多最好的干部”，也急需千百万群众投身于中共所领导的抗日救亡运动。战时湖南教育出现了民国时期少有的“黄金时代”，特别是以抗战教育为中心的社会教育更为发达。不仅有省立农民教育馆等10余个社会文教机构，而且有1938年举办的两届全省民众干部训练班，培养青年知识分子6000余人，又通过他们到全省组训民众68万人;还有中共湖南省委举办的8期党员干部训练班，培训抗日骨干200余人，并深入友军举办“云干班”，培养友军抗日骨干300余人;举办华容东山战时中学和桂阳战时中学，培养抗日骨干500余人。特别是塘田战时讲学院，培养抗日中坚250多人，被誉为“南方抗大”。还有国共合作举办的南岳游击干部训练班，培养了3000多名抗日游击骨干。《抗战日报》曾发表一篇通讯，这样报道：“想到初来时连黑板、连铃子都没有，仅仅一所行将倒塌的大住宅，居然被赤手空拳打出这么一个有声有色的天下来时，不禁深深地加强了对抗战必胜的信念了。”在湖南临湘县，始终以抗日爱国思想贯穿学校教育，有一篇小学自编教材《齐心全力打东洋》写道：“大树下面是课堂，不用高楼和洋房。不管工农兵学商，不管汉满蒙回藏。全国人民团结紧，齐心全力打东洋。要把东洋来打倒，中华民族放光芒。”

回望这段灾难深重的历史，可以看出，中华民族在抗日战争时期的整体精神气象和以湖南为突出代表的中国抗战文化的繁荣发展，所得到的是一幅悲壮与凄怆、苦难与辉煌、觉悟与沉沦相互交织的斑斓图像。大动荡的时代刺激了抗战文化的崛起。经历过战争的洗礼、血火的熔铸后，中国抗战文化重新焕发出血性之勇，彰显出民族之志，也升华了革命之理想、复兴之图腾。正像身居南方(国统区)的郭沫若读了1942年延安文艺座谈会后解放区部分文学作品而拍案叫绝的那样：“这是一个新的时代、新的天地、新的创世纪”。

启示之三：

“仰天喷出腔中血，化作长虹亘碧霄”

——湖南文化抗战，在鲜血的灌溉中与抗日救亡融为一体

文化抗战大军是一支战斗在最前沿的生力军，在日本侵略者的铁蹄之下顽强抗争，既先声夺人，率先发力;又发自心声，催人奋进。自抗战初期掀起的湖南文化抗日救亡运动，席卷全省70多个县市的城乡，持续6年之久，使湖南成为全国抗日救亡规模最大、声威最壮、持续时间最长的省份之一。从省城长沙200余个团体20万人的游行示威到偏僻山村的抗日救亡;从铺天盖地的抗日报刊、气壮山河的救亡歌曲到雪片般飞向南京和全国各地的通电、呈文、请战书;从揭露日军侵华罪行，批评南京政府不抵抗政策，到开展经济绝交，捐钱派车出人出物直接支援马占山、长城、淞沪等局部抗战，壮大了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声威，鼓舞了前线将士的杀敌斗志，对促进南京和湘省当局向抗日方面转化，推动全国抗战局面的形成，起了重要的先导和催化作用，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和抗日民主运动的发展准备了初步的群众基础和政治思想基础。

在抗日救亡运动中，湖南广大文艺工作者以“抗战胜利，建国成功，中华民族的解放与新生”为己任，他们和全国人民融为一体，共同奏响了空前豪迈的民族解放斗争交响曲，一大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文艺团体乘时而起。在长沙，最早的新声歌咏队成立于1937年9月5日，其组队宣言代表了绝大多数歌咏团体组建的直接原因和鲜明目的：“卢沟桥事起，战幕揭开，和平既以绝望，战斗迫在眉睫。凡有血气之民，莫不荷戈执锐，为国前驱。同人等或服务教育，或致力工商，报国有心，请缨念切，因本平日音乐之好尚，组织‘新声歌咏队’，深冀万众之呼声，唤醒国人之迷梦，更冀以音乐之传导，坚强抗敌之热情……”他们满怀激励民族精神、宣传抗战思想、坚定胜利信心的激情，奔走于长沙的大街小巷，或引吭高歌，或慷慨悲歌，谱写了湖南文化抗战运动中最为壮美精彩的乐章。此外，遍布全省城乡的“晨呼队”，纷纷走向街头，融入民众，振臂高呼：“东北沦陷，华北沦陷，淞沪沦陷，南京沦陷，平津危机!华北危机!中华民族危急!”“工人起来，走上抗日前线!”“农民起来，奔向抗日前线!”“商人起来，有力出力，有钱出钱!”其“万众一心”、激昂磅礴的怒吼，更加气壮山河、惊寒敌胆。

“仰天喷出腔中血，化作长虹亘碧霄”，“用我一湘壮河山”!由湖南传播辐射至整个中华大地，文化抗战在鲜血的灌溉中与现实融为一体，不断迸发出气贯长虹的英雄之气、血性之光。站在燃烧的太行山上，眼前看到的是红日照遍了东方，“母亲叫儿打东洋，妻子送郎上战场”“抗日的烽火气焰千万丈”!站在奔腾咆哮的黄河之滨，眼前看到的是“万山丛中抗日英雄真不少，青纱帐里游击健儿逞英豪，端起了土枪洋炮，挥动着大刀长矛”!站在巍峨的宝塔山上，眼前看到的是“千万颗青年的心，埋葬着对敌人的仇恨，无数的人和无数的心发出了对敌人的怒吼”!在白山黑水、在晋察冀、在豫皖苏、在罗霄山、在高黎贡山、在海南琼崖，从《义勇军进行曲》到《中华民族不会亡》，从《抗日军歌》到《游击队之歌》，汇成了一道道抗日铁流，汹涌着杀敌的狂飙……抗战文化的精髓，闪耀着理想信念的光芒，闪耀着民族精神的光芒，闪耀着英雄血性的光芒;抗战文化的精髓，还诠释了以中国共产党人为突出代表的抗日英雄，如天上繁星、大海浪花，他们舍身驱敌，浴血奋战，永照汗青。

启示之四：

“革命文化，对于人民大众，是革命的有力武器”

——湖南文化抗战，真实反映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文化景象

中国共产党是全民族抗战的一面旗帜。在中国抗日战争的不同阶段，党领导的文化斗争和文化运动，对抗战的宣传和鼓舞、支持和推动发挥了中流砥柱的作用，为最终取得胜利提供了巨大的精神动力和深厚的民众基础。

“纤笔一枝谁与似?三千毛瑟精兵”。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指出，“革命文化，对于人民大众，是革命的有力武器。革命文化，在革命前，是革命的思想准备;在革命中，是革命总战线中一条必要和重要的战线”。正是在这一光辉思想的指引下，中国共产党把发展文化抗战“经常放在自己的日程上”“把一个印刷厂的建设看得比建设一万几万军队还重要”“把运输文化粮食看得比运输被服弹药还重要”，领导和发起了新民主主义文化运动，打开了中国文化史上的光辉一页。

先进的政党才能建设和发展先进的文化。在湖南，文化抗战运动的开展，除了全民族抗战高潮的推动外，还在于中国共产党能够秉持民族大义，以团结御侮的政治主张、坚不可摧的坚定意志和勇往直前的模范行动，发挥着全面领导、有力指导的重要作用。七七事变后，代表先进文化方向的中国共产党即有计划地从平、津、沪、宁等地派遣了一批湘籍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回湘从事抗日救亡运动。1937年7月24日成立湖南人民抗敌后援会;9月，中共中央北方局派吕振羽回湘“开荒”;12月，德高望重的老教育家徐特立受党中央派遣回湘建立八路军驻湘通讯处;不久，高文华等来湘组建中共湖南省委，大力发展党组织，深入开展统一战线工作，促成了湖南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实现。1938年9月，为加强对文化界抗日救亡活动的领导，中共湖南省委成立了文化工作委员会，以具体领导救亡文化团体及其宣传工作。他们深入到全省城乡，以多种形式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揭露、驳斥汉奸亲日派的投降谬论和顽固派破坏统一战线的言行，解除动摇分子的顾虑，激发抗日群众的斗志，有力地推动了抗日救亡运动的深入发展。

同时，随着战火逼近，大批文教机关和文化名人迁湘。特别是1938年10月武汉失守前后，湖南一度成为国统区政治军事重心，在一年半时间内先后来湘活动的文化名人超过1500人，其中有较大影响的700多人，著名人士100余人。主要有郭沫若、茅盾、沈钧儒、闻一多、朱自清、曹禺、吴祖光、王鲁彦、王西彦、艾青、孙伏园、梁实秋、熊佛西、董每戡、阳翰笙、邹韬奋、郁达夫、徐悲鸿、冯友兰等国内名流;有吕振羽、田汉、翦伯赞、沈从文、张天翼、廖沫沙、周立波、谢冰莹、蒋牧良、向培良、杨东莼、谭丕模等湘籍名人。法国记者李蒙夫妇、日本反战作家鹿地亘、池田幸子夫妇及世界学联代表团、菲律宾战地记者团也云集湖南。几股文化洪流汇聚于湘江之滨，他们“不作战时古城的难民过客，而作抗日烽火的文化传人”，他们信奉“全民众的精神武装和物质的武装同等重要”，或办报纸，或办刊物，或在抗日群众团体和学校里任职，逐步形成了以共产党员、进步人士为骨干，广泛团结爱国人士的文化队伍，共同肩负起开展抗日救亡文化运动的重任，使湖南原有相当规模的抗日文化运动发展得如火如荼，湖南成了文化抗战的中转基地和中共抗日主张的传播中心，在国内外产生了广泛巨大影响。

这一时期，国共关系对文化抗战运动的开展有着重要作用和直接影响。从1937年11月20日至1939年1月17日，在张治中主持湘政期间，公开强调团结抗战，反对制造摩擦，吸收共产党代表徐特立参加广纳各党派人士的抗战统一委员会并任常委。他主张言论自由，鼓励人民说话。他有一句名言：“绝不怕人民说话，而只怕人民不说话。”张治中与其前任何键和其继任薛岳的反共态度相比，他保持与共产党亲密合作关系，采取了一系列有利于抗战的开明措施，为在湖南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创造了一定环境。

文化抗战真实地反映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文化景象，共产党员先锋模范作用更是不可低估。廖沫沙在主编《抗战日报》时，因经费困难，无工资，无稿酬，无法养家，也没时间和精力照看极度艰难的妻儿，妻子和两个女儿竟被迫自杀身亡，他当即昏倒，但并不消沉下去，仍在用笔艰苦战斗。湖南“文抗会”“连一把没柄的菜刀也要兼职裁纸”;在会里吃饭的专职人员吃的菜“第一碗是白水盐煮萝卜，第二碗还是，第三碗又是……”被戏称为“文抗菜”;每晚在寝室里各人用异乡口音唱出的歌声来吞灭“从破窗口袭击来的寒冷”，来忘却“整天工作给予的疲劳”，来驱逐“流浪者的乡愁”。共产党人是中国的“脊梁”，也是湖南文化抗战运动的“脊梁”!

中国共产党的统战思想和政策在湖南文化抗战工作中的具体运用，既团结了一切支持进步文化的力量，又转化成了全民族抗战的现实力量。抗战时期地质学家丁文江面对国内经济凋敝、政治混乱、日本侵略者步步蚕食的黑暗困境，说出一句极具内力的话：“只要少数中的少数，优秀里面的优秀，不肯坐以待毙，这个民族就总有希望。”中国共产党就是在这个最艰难的时期，由阶级斗争的开路先锋，转化为民族存亡的中流砥柱。

启示之五：

“千载下读之，犹凛然有生气焉”

——历史的硝烟已经散去，抗战文化遗产却是历久弥新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必须从历史中获得启迪，从历史经验中提炼出克敌制胜的法宝。”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是近代以来中国人民反抗外敌入侵持续时间最长、规模最大、牺牲最多的民族解放斗争，也是第一次取得完全胜利的民族解放斗争。这个伟大胜利，是中华民族从近代以来陷入深重危机走向伟大复兴的历史转折点，开辟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可以说，以湖南为样本的全国抗战文化精神，就是矗立在这一历史转折点的精神丰碑之一，它所放射出的耀眼光芒，指引着我们淬砺民族血性、度尽民族劫难、书写民族荣光。

因抗战而兴的抗战文化，不仅激发了全民族意识的空前觉醒，直接影响和推动了中国抗日战争的实际进程，而且是抗战最终取得胜利的重要保证。历史的硝烟已经散去，但抗战文化精神遗产却不会消失，只会历久弥新。

——我们要警惕日本军国主义死灰复燃。日本右翼势力，沉迷于军国主义旧梦，在中华民族的伤口上，一遍又一遍地撒盐;日本右翼政客，大开历史倒车，抛出“侵略定义未定论”“慰安妇必要论”，甚至为“神风敢死队”申遗……抗战胜利后，《大公报》总编王芸生到日本游历，回国后他不无忧虑地警告国人：“日本人是不会忘情于中国的。我们所见到的日本人，差不多都曾到过中国。这些人，当他们吃不到糖时就想念台湾，缺盐时想念长芦，缺煤烧时就会想念我们的东北。”当年的警示之语，穿过悠长的历史隧道，至今仍声若洪钟，振聋发聩。历史就是历史，事实就是事实。作为二战加害国和战败国，日本已被牢牢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这是谁也抹杀不了的历史事实。作为中华民族每一个炎黄子孙，我们要时刻警惕日本军国主义死灰复燃。一旦丧失忧患意识、血性精神，沉迷于享乐之风、奢靡之风，就等于自毁长城。在当今时代下，伟大的抗战文化精神，对于塑造中国心、民族魂、强军志，仍然具有深远的价值和意义。“历史不能假设，但历史会重演”。我们绝不能再让“神风”的鬼影出现在中国的蓝天，不能再让“出云”号横行黄浦江。

——我们要坚守高度的文化自信。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体现一个国家综合实力最核心的、最高层的，还是文化软实力，这事关一个民族精气神的凝聚。我们要坚持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最根本的还有一个文化自信。”回顾中国共产党百余年历史，正是因为强烈的文化自信，我们才会在内外交困的艰难处境下坚信“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才会在日寇的血腥屠杀下坚信“抗日战争是持久战，中国必将取得这场战争的最后胜利”，才会在对敌武器装备极为悬殊的境况下一次次展现出惊天地泣鬼神的英雄气概。文化自信不仅是先进政党的鲜明特质，也是中国共产党不断壮大的力量源泉。但同时也应该看到，在历史虚无主义与文化虚无主义等错误思潮影响下，时下部分人表现出“自卑自弃”的文化心态，对西方强势文化顶礼膜拜，言必称西方，而对本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特别是革命传统文化则抱有成见，认为是过时的、守旧的文化。自信才能自尊，自信才能自强。我们只有具备革命先辈那样高度的文化自信，才能展现直面挑战、披荆斩棘的魄力与胆识，才能向着心中的梦想不断走向超越。

——我们要用好“政治攻势”这个看家本领。潜流之下，暗礁险恶。“看不见的敌人”“无形的刀子”，有时比明火执仗的对手更加可怕、更加危险，有的敌对势力妄图在中国搞“颜色革命”“政治转基因”。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新征程上，我们要发扬革命先辈以文化抗战开展“政治攻势”这个优良传统，不仅要直面敌对势力遏制围堵形成的“十面埋伏”，还需明辨敌人的“虚晃一枪”、洞察其手中的真实底牌;既需要有“泰山压顶不弯腰”的大无畏气概，又需要面临“八面来风”始终“咬定青山”的文化精神根基;既需要有在关系党和国家生死存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兴衰成败的重大考验面前始终作为中流砥柱的使命担当，又需要有不拘泥于一时一事得失、不为局部和暂时困难动摇和折服的坚定毅力。面对“教师爷”般颐指气使的说教、“狂轰滥炸”式的霸凌行径，要能抗得住压力、稳得住心神，有“天塌不下来”的自信从容，有“不愿打，但也不怕打”的坚定态度，有“奉陪到底”的强大底气，更要有“时与势在我们这边”的战略睿智，锚定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这个中心任务，坚定不移办好自己的事，持续提升综合国力，不断打开事业发展新局面。

瞻望未来，文化抗战精神依然光芒如炬。在80周年的重要历史节点上，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就是要从那段凝重的历史中汲取磅礴动力，在新时代继承和弘扬伟大抗战精神，以精神之光照亮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大征程，夺取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新胜利，书写历史伟业的壮丽新篇章，交出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无愧于先辈的优异答卷!